抗战后期，浙东抗日根据地核心所在地的四明山，出现了一个由投诚日军官兵和日俘转变人员组成的特殊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浙东支部（以下简称“浙东支部”）。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我教育，提高盟员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参加对敌宣传，号召日军士兵放下武器，制止正在滑入深渊的战争。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最早成立于1940年7月20日的重庆。之后，这个组织迅速扩展，遍及中国大陆，发展到20个支部。浙东支部，归属于浙东区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领导。开始由四五个人组成，住在梁弄横坎头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穿新四军军服，他们有的担任日文翻译，有的充当炮手指导，有的协助编印《解放周报》，更多的是忙于印刷对日宣传品和联络日军中曾经的好友同乡。浙东支部的工作，影响逐步扩大，特别对日军中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影响较大，到抗战胜利前夕，日军士兵携械投诚、参加浙东新四军的人数越来越多，成为反战同盟的组成人员。
《战斗报》刊登通讯《访问吉永久寿秀》（1944年6月17日）
吉永久寿秀的转变1944年6月7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20余名突击队员，奇袭镇海城外的洪桥伪舟山岛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司令部，俘虏了日本少佐军事顾问吉永久寿秀、伪舟山岛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总队长卫文达、第一大队附董玉亭和第二大队附范金生等11名日伪官佐，连同卫兵和勤杂兵等共28名。此战胜利，震惊浙东日伪，新四军浙东游击总队司令部通报嘉奖。
被俘的日军官员吉永久寿秀，系日本高知县长岗群天坪村人，中学毕业即应征参军于1940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南京文库书店、上海白木公司以及伪中华自治军第五军第十五师工作，1个月前调任伪舟山岛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顾问。吉永被俘后转送到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一路得到了善意的对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感慨中共部队的干部都是“知识层”，是世界和平的“履行者”，与重庆宣传的“共匪”、野蛮的土匪相去甚远。半月后，他在《新浙东报》上发表文章《我对新四军的感想》。文章中写道：“新四军是世界大众的好朋友，他们的行为得到人民的拥护，官兵生活一律平等，对于民众生活，有着重大的贡献。”“我到了这里却发现新四军是创造世界和平要素的理想乡和自由世界建设者的学校。我非常欣幸的了解了新四军，并且得到了拯救日本同胞的同志。因此，我决心研究这个真理，并在中国共产党同志的帮助下，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日本同胞及世界大众拯救出来。”“我愿意留在这里，和新四军的同志共同努力。”
不久，根据地各界举行 “七七”纪念大会，吉永代表浙东支部发表演讲。他说：“想起在七年前的今天，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你们大家起来英勇抗战，为求得中国的自由平等，为建立世界的和平，你们把一切贡献给世界和平的建设，这样长期的奋斗精神，我表示无限的敬意！我们日本的革命同志现在也在很艰苦的环境中做着反对日本军阀的工作。我对七年来为抗战而英勇牺牲的同志默祝他们精神不死！”
《新浙东报》刊登日军少佐吉永久寿秀的文章
《我对新四军的感想》（1944年6月19日）
开朗的栗花落岩1944年秋收刚过，驻鄞西高桥日军50多人和伪军200余人，经石塘到银山一带抢粮，遭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一部和四明自卫总队的狠狠打击，敌伪被迫狼狈逃回。在战斗中，日军上等兵栗花落岩和伪十师第三十七团代理团附李心宾被当场活捉。栗花落岩被转送到后方，经教育，他表示愿意留下为新四军工作。9月23日，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举行银山战斗祝捷大会，栗花落岩也参加了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栗花落岩登台讲话：“我从今天起坚决要抛弃掉对天皇武士道精神的信心。”接着他把日军帽从自己头上摘下，用劲向地上一掷，向大家说：“我今后要戴上光荣的新四军同志的军帽了，要参加为世界人民求解放的新四军”！栗花落岩参加了《解放周报》编辑、翻译工作。他到根据地后心情大变，像换了个人一样，总是哼着歌曲。往往人未到，歌声已伴着脚步先到。他还写信给过去在部队的同事，劝导他们早日脱离罪恶。原同部队的二等兵岩冈文雄受他的影响，不到半月便携械投诚。
冈岩文雄携械投奔浙东新四军（1945年6月1日《新浙东报》）
新四军感动了塚原重治作塚原重治作的被俘纯属偶然。1945年1月30日中午，塚原重治作为了公事坐小船经过骆驼桥附近，途中瞌睡，船头撞到了岸边。待他苏醒，连同同伴一起被岸上的民兵捉住。之后的经历，让塚原重治作改变了对中共部队的认识。几个民兵押着塚原重治作等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联络站。很多人来看热闹，递毛巾，送香烟，端茶水，拿来四只鸡蛋和几盘菜，招待日本俘虏，还请来翻译。塚原重治作才知道，自己落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手里。继续上路，半夜抵达三北自卫总队的总部，有队长出来接待。接着，部队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塚原重治作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战士们热情献茶、演戏、唱歌，与日本军队生活刻板、严酷相比差太多了。看到他们自由自在的唱歌，纯洁似小孩一样地兴奋着，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我国军事部门称为圣战，口口声声大东亚建设、东亚人民解放，我中毒了。新四军的主张是真正实现了这个口号。因此，我要改正过去的错误，跟着你们向光明大道前进。在三北自卫总队住了两天，又送往四明山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梁弄。在这两天里，沿路夜宿老百姓家。他目睹新四军战士睡在铺了稻草的地上，早上起来后把地收拾得干干净净，所借门板都要洗干净后再还给老百姓，有时还和老百姓挤在一起睡。感到这个军队是不一样的，不是重庆所描述的共匪。想到日本军队号称皇军，强抢鸡鸭鹅、鸡蛋和其他东西。天壤之别啊！去四明山的路，遥远而崎岖，转送的战士担心塚原重治作吃不消，要为他租一顶轿子，被他拒绝了。终于到了司令部，塚原重治作在这里见到了日本同志，明白了中华民族及东亚各被压迫民族共同追求解放的道理，决心留下来工作。
《战斗报》报道，日本兵要参加光荣的新四军（1944年9月29日）
电讯班长本村正春毅然投诚驻慈溪的日军无线电通讯第四班班长本村正春，于1945年5月8日晚，趁黑出逃，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投诚。本村正春，日本九州鹿儿县人，22岁，原在家当农民，5年前作为志愿兵来中国，开始随部队在山东，3月20日调上海，1个月前转来浙东。他目睹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失利，使得日军基层士兵都普遍厌战。到浙东后，多次阅读到了根据地出版的日文版《解放周报》，慢慢了解了被污为“匪患”的新四军的真相，就决定向浙东新四军投诚。
那晚，他用军刀将凶暴的中尉砍伤后，乘黑夜出走，次日平安抵达浙东游击纵队某部，14日转送到达司令部，并受到热情招待。很快，他与吉永久寿秀等浙东支部的成员见了面，谈话中了解了新四军的军纪和作风，表示要参加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工作。5月17日，由其日本同志陪同参观浙东鲁迅学院，并出席当晚该校学生会成立大会的晚会。他登台讲话说：“我是为了解放我们祖国、人民来到新四军的”“与各位新四军同志共同相处，是最愉快的事。我想我一定能在任何困苦的情形下，与你们生活在一起”。表示愿意在大家的帮助下进步，还在掌声中唱了两首日本歌。
宁波沦陷后，日军在市区东门口设置的岗哨
《解放周报》出现在明光电影院1945年1月，有一份特殊的报纸《解放周报》创刊于的梁弄，鲁迅学生、浙东行署文教处长黄源和著名翻译家楼适夷担任主编，具体充当编务、翻译、撰稿的是浙东支部成员，其中有吉永久寿秀、栗花落岩、田中等。报纸为日文版，主要宣传浙东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抗日战果、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映日本国内人民的苦难生活状况、奉劝日军中下层士官放下武器改邪归正，报纸附送反正通行证、反战传单。《解放周报》通过各种渠道，发送到敌占区和日军的营地、据点和其他驻扎场所。宁波城里有一家民光电影院，当时是著名的娱乐场所之一。1945年1月8日的下午，一大队日军到明光电影院看电影，却发现每个座位上都放了一份《解放周报》、反正通行证和各类传单，吓得日军头目慌忙率部下逃回老窝。投放报纸和传单的是电影放映员，他是一个被中共敌工站策反的朝鲜籍日军士兵。《解放周报》的发行还大量依靠根据地的小交通员，他们多13、14岁，机灵、聪明，仗着地形熟，常常趁天黑混进余姚城、慈城和重要据点周边，将《解放周报》叠成纸飞机，投进日军据点、院内和门缝里。1945年5、6月份以后，投诚日兵越来越多。5月8日，驻镇海庄市日军8名，携步枪4支、短枪4支、刺刀8把，由副班长率领，一路嚷着：“八路军格！新四军格！好来西格！”。宁波城出动日军50余名搜寻未果。5月25日，驻慈溪汶溪的日军二等兵岩冈文雄携械混出军营，向附近群众出示《解放周报》，并脱下制服，将枪交给引导人到达当地区署，参加新四军。6月4日，驻余姚的宪兵队辅助宪兵一等兵成田恒夫携带手枪1支向我投诚。6月8日，驻慈溪的日军驰驱部队工兵连第一中队朝鲜籍兵士杉本庆云、安田凤道、安川学奎、文元亨俊等4人来投。
资料来源：《新浙东报》《战斗报》《宁波文史资料13》《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五卷》
